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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历史知识普及】上古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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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时代城市的发展带动了建筑业,雅典在这方面的发展特别显著。在伯利克里当政时,为了给贫苦的公民制造就业机会和美化城市,国家拨巨资从事大量公共建筑,如宏大的卫城城门、帕特嫩神庙、奏乐馆等等众多建筑物。建筑方式采用承包制,即先由国家有关负责部门将建筑设计分成若干块,交各个承包的公民承建。承包人可雇佣工匠、租赁他人奴隶直接施工,也可再分段转租给其他承包人间接施工。在一个大型工地上,可以看到公民、外邦人和奴隶在一起劳动的场面。  
  采矿业是古代容纳劳动力最多的手工业部门。雅典的劳洛温银矿在古典时代得到广泛开采。国家把矿山划整为零,租给公民个人。承租人则利用自己的奴隶或租用他人奴隶、雇佣贫困公民进行采剥、筛洗、冶炼。矿坑内的劳动由奴隶担任,坑上的工作则不排除公民雇工的劳动。该银矿在旺盛时的开采人数多达2—3万人。  
  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人口在城市中的集中,财富在城市中积累,导致商品交换的频繁。日用品中除粮食、水果、蜂蜜、酒、蛋、禽、纺织品外,还有鱼、油、醋、葱、木炭、木材、鞋、服装、刀矛、盾、地毯、锁头、奶酪等五花八门的产品。由于城市日常生活同交换日益紧密结合,在公元前5—4世纪之交希腊出现了用于找零的更小型的青铜铸币。在各地城市商业发展的同时,少数有较多剩余的城邦开展了积极的对外贸易。但希腊城邦的外贸都是私人的事务,国家只给鼓励性政策。雅典、科林斯、开俄斯、墨加拉、厄吉纳、叙拉古等邦的对外贸易都很繁荣。各邦流散出一些精明的商人奔走于各地,收购、转运、出售可以赢利的货物。在国际间的商业往来中,雅典因在希波战争后确立了海上霸权而占有明显的优势,它控制了爱琴海的商路。对某些它需要而又稀少的物品,如开俄斯岛的红铅、则实行垄断,规定经营者只能将产品输往雅典。  
  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造成各国货币兑换的困难。复杂的兑换值很难为商人们所掌握。于是在那些交易频繁的城市中应运而生了一批货币兑换商,人称“坐在桌子旁的人”。因为他们总是在市场上摆一张桌子,坐在那里做生意。在雅典、西具昂、底比斯等邦还出现专门的钱庄,从事货币兑换和存寄业务。这些最早的金融人员熟悉各国的货币和交易行情,在与顾客兑换货币时收取一定酬金,并且兼营高利贷事业。借贷人需用自己的财产作为抵押。利律最高的是用于海外贸易的借贷,因风险较大。  
  由于商业和市场的活跃,致使国家成立特殊的市场管理人员负责维持交易的正常进行。雅典就设有市场监督官、衡器监督官、谷物贸易监督和港口监督等公职。  
  城邦工商业者的成分是多样的。以史料最充分的雅典为例,大多数从业者是没有公民权的异邦移民,希腊语称“迈提克”(metics)。从身分上讲,迈提克并不是指在非母国暂时居住和经商的人,而是指在雅典或雅典国的另一城市派里厄斯居住了较长时间的外国人,特别是指业已定居下来的外邦移民。比如雅典最大的手工作坊主就是迈提克,那些原始金融业者都是迈提克,专业商人也多是迈提克。他们在雅典的社会地位较低。具有迈提克身分的人必须得到雅典政府批准,在有关名册上登记,负有特殊的义务,如交纳人头税①、经商税、服兵役。富裕的迈提克还需像公民富人一样交纳特殊财产税——社会捐献,用于建造军舰,举办节庆活动等。迈提克的权益只受到政府的有限保护。比如公民杀害迈提克,仅被判为非有意杀人,量刑以非有意杀人罪为准。相反,如果迈提克违反雅典法律,则会被卖为奴隶,财产充公。此外,迈提克必须在雅典有一名公民保人,为其处理可能发生的法律纠纷。对雅典国家有重大贡献的迈提克,经公民大会讨论通过,可以授予公民权。古典时代的外邦移民在雅典的人数并不清楚,但公元前4世纪末有一个数字是1万人。推测在古典时代的城邦繁荣阶段可能要比这个数字大。  
  总的说来,希腊这时的经济是一种农工商混合的共生型经济,其中农业占有压倒的优势。各邦均有自己的手工业和商业,但依历史条件的不同这两者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有多有少。希腊最大的国家斯巴达的工商业最落后。该国仅在庇里阿西人的村镇中拥有仅供本国消费的工商业。而雅典的工商业最发达。但它也没有脱离古代经济以农为本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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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隶制的繁荣在希波战争期间和战后,由于战争对武器装备的需求,城市人口增多和个人财富、尤其是货币财产的较快积累,刺激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一些城邦利用战争胜利的有利条件,开始把奴隶劳动广泛应用于商品生产领域,希腊奴隶制进入了繁盛阶段,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奴隶数量激增和来源广泛。公元前5世纪中叶以后,奴隶人数在少数工商业发展突出的城邦,如雅典、科林斯、开俄斯等邦,有显著增长。虽然古代没有留下确切的人口统计材料,但从各种数字存留较多的雅典看,奴隶总人数至少在7—9万之间,②即和公民及其家属总数几近相等。古代世界尚无一个国家的奴隶与自由人有如此高的人口比例。①并且奴隶的来源明显多样化,经常化。债务奴隶在希腊已被禁止,流行的是战俘奴隶、奴隶贸易和奴隶的自然生殖这三条主要渠道。希腊人崇信胜者为主、败者为奴的原则。①在和平期间,奴隶贸易更为经常。希腊从周边地区购进大批奴隶,尤其是从黑海沿岸、色雷斯和伊利里亚地区,那里的部落领袖常把本氏族部落成员卖为奴隶。此外,小亚细亚流行债务奴隶制,该地是希腊奴隶的另一稳定供应地。希腊奴隶主还很重视奴隶的自然生殖,他们没有禁止奴隶结婚生育的规定。许多家生奴隶经过技能和修养训练能给主人带来丰厚的收入。  
  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在诸如雅典、开俄斯、提洛岛等地出现了较大的奴隶市场。奴隶交易的方式同其它商品交易的方式相同,奴隶贩子将奴隶裸体陈列,向买主介绍奴隶的性情、年龄,让买主察看,同买主讨价还价。男奴价格70—100德拉克马,女奴135—220德拉克马。一名奴隶的价钱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一年的饭钱。拥有奴隶不仅是体面的象征,而且是创收的源泉。  
  2、奴隶劳动的普遍应用。在这一时期,奴隶劳动广泛应用于一些城邦的各个生产部门。使用奴隶最集中的部门是采矿业,在雅典劳洛温银矿的矿坑中,最多时约有2至3万奴隶劳动。第二个容纳大量奴隶劳动的是雅典、科林斯、墨加拉、叙拉古等城市的奴隶手工作坊,最大的奴隶手工作坊使用多达120名奴隶工匠。至于建筑业、航海业等手工业、商业部门也容纳着许多奴隶。奴隶劳动还越来越多地渗入到农业的领域。除一向以耕奴劳动为主的斯巴达、帖撒利和克里特外,在公民劳动占优势的雅典等邦的农业中,也出现了奴隶制农场。由于奴隶制的深入发展,少数奴隶主开始把自己的部分财产交给奴隶经营以调动奴隶劳动的积极性,坐收奴隶创造的收入。这样的奴隶可以有家庭和相对独立的生活,境况较在农业和矿坑中的奴隶为好。与他们情况相似的是大量家内奴隶。他们在主人家中充任看门人、清洁工、厨子、理发匠、歌舞伎、使女等。较高级的奴隶是奴隶主的管家、文书、教师、医生等知识奴隶。在象雅典这样的奴隶制性质明显的国家中,还有一些特殊的奴隶,即国家机器中的奴隶,如下级公务人员、狱卒、街道清洁工、造币工人和警察。担负公共事务的奴隶约700人。  
  3、奴隶的社会地位。希腊思想家把奴隶定义为“一种有生命的财产”,“是一切工具中最完善的工具”。由于奴隶是物品、工具,所以希腊人一般把他们排除于法律保护范围之外,不把奴隶当人看。如对不听话的奴隶可施以刑罚:戴镣铐、拷打、扭关节、灌醋、火烧、直至杀死。但个别地区,如克里特的哥尔金法则允许奴隶与自由人通婚,婚生子女可成为自由人。雅典奴隶可在街上同公民一样行走,不必给自由人让路,奴隶主没有任意杀死奴隶的权力。奴隶在不同的城邦虽然在地位上有些许差别,却不能改变奴隶是社会最低下、最受压迫和剥削的阶级这一事实。由于奴隶制渗入到城邦生活的各个领域,给整个希腊社会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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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古典时代 三 雅典民主政治  

雅典民主改革的深化希波战争第一阶段结束后,无论是提洛同盟成员还是非提洛同盟的城邦,都有许多摆脱了本国的贵族统治,建立起民主政府,如影响较大的底比斯、阿尔哥斯、叙拉古等邦。希腊民主政治因此进入了繁荣时期。在众多实行民主政体的国家中,最为典型、留给后人材料最多、在世界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是雅典。克里斯提尼确立民主制之后,雅典的政治生活进一步民主化。①公元前487年,雅典对选举法进行改革,预选执政官的方法由投票改为抽签,当选执政官的资格下移到第二等级公民。公元前461年,平民领袖厄菲阿尔特的民主改革法案获公民大会通过,剥夺了贵族会议的参政职能,只给这个曾经权倾雅典的机构保留了个别司法权力。至此,雅典三个民主机构,即公民大会、500人议事会和民众法庭完全摆脱了贵族会议和执政官会议的制约,独立负起管理国家的责任。公元前457年,在平民政治家伯利克里倡导下,执政官当选资格进一步下移到第三等级公民。公元前443年,伯利克里成为首席将军,并连选连任此职多年。在他的领导下,民主制更加完善。虽然当选高级公职的财产资格限制未正式废除,但实际已失去意义。历史上把雅典的这一时期称作“伯利克里时代”。  
  雅典民主政治的内容雅典著名政治家伯利克里曾对民主制度做过经典的阐述:“我们的制度被称作民主制度……因为政权不是在少数人手里。就法律而言,一切人在解决他们私人纠纷方面都是平等的。就人的价值而言,无论何人以何种方式显露头角,优于他人弃任一些荣耀的公职,那不是因为他属于特殊的阶级,而是由于他个人的才能。”①这段话中的“一切人”当然只是指公民集体的成员,而非其他社员成员,民主对后部分人始终是一种压迫。但在古代君主专制盛行的条件下,雅典等希腊城邦把国家的管理权交给了社会上相当多的成员,而不问其出身、门第和财产所有权的多少,一切公职对所有公民开放,通过抽签选举产生(将军职用举手表决),实现了古希腊人“轮番而治”、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的思想,这是古希腊人的伟大创举。①  
  在雅典民主机构中,凌驾一切的是公民大会。它具有立法、行政、司法多重职能,每年召开40次,大会由500人议事会主席团主持。议事会依部落分为10个主席团,通常每个主席团一年主持4次公民大会,主持的次序是由抽签决定的,而且4次公民大会的议程和基本议题是固定的。如第一次大会的头项议程一定是对现任公职人员的工作进行民意调查,就其去留问题实行表决。这意味着雅典公职人员在其一年任期内要经受10次任职审查,在每个主席团任期内均有可能被解职。②公民大会在太阳升起后举行。年满20岁的守法公民均可参加。遇到难以决定的议题时要进行大会辩论,凡没有严重道德缺陷的与会者都可上台发言。主席团根据辩论的情况最终把议案交大会表决。  
  500人议事会是大会的常设机构,除为大会准备议案外,10个主席团还轮流值班,处理日常重大事务。主席团还抽签选出一名主席,任职一天,负责召集会议和保管国玺及国库、档案库的钥匙,实际是这个民主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民众法庭是第三个重要民主机构,成员由30岁以上的公民通过抽签选举产生,负责审理绝大部分刑事和所有民事案件。为了避免以权谋私,10个民众法庭分别由抽签决定,判决则由每庭的500名审判员通过秘密投票产生,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即便再有权势的人物也无法干预法庭的审判。例如,在伯里克里担任首席将军的时代,他的好友菲迪亚斯曾受到民众法庭的审讯。伯利克里出庭为朋友作证,甚至在申诉时声泪俱下,但法庭仍判菲迪亚斯有罪。  
  雅典还有多达数百人的各级具体主管部门,每个单位由10人组成,通常自10部落抽签产生,如司库官、公卖官、城市监督、市场监督、港口监督等。其中10将军会议是最重要的机构,在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这个机构不仅具有军事职能,而且还有行政职能。执政官则失去了过去的权威,变成只是参与民众法庭审理活动和组织各种宗教、节庆、比赛活动的官员。  
  雅典民主政治的积极意义与局限民主政治为雅典公民的主观能动性和聪明才智提供了尽情发挥的可能,使雅典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成为全希腊的学校和样板,产生出大批彪炳史册的政治家、哲学家、戏剧家、历史家、美术家、修辞家……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然而,雅典民主政治虽较君主专制、贵族寡头制的基础宽大,但也只宽大至社会上一部分有血缘关系的同胞之间。其目的在于把公民集合成一个在国内享有特权、在国外控制附属国的统治阶级。因而它在尽情发挥自己伟大历史作用、促成雅典政治、经济、文化极盛的同时,又残忍地窒息了社会另一部分成员,即奴隶和外邦人自由发展的能力。它还剥夺了本邦妇女参政的权利。所以它既是人类文明的催化剂,又是奴役和罪恶的渊薮。它给世界文明宝库带进无价之宝,又招致属国属民的怨恨。这是雅典民主政治的最大局限。此外,雅典民主是一种直接民主制,同近现代的代议制民主不同,它只能在一个小邦范围内实行,而且直接民主很易滑入极端民主的泥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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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古典时代 四 伯罗奔尼撒战争  

起因战争起因于雅典与斯巴达争霸希腊,从而导致分别以两国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激烈对抗。早在希波战争期间,两国在联合抗波之中便存在着利益冲突。希波战争后期,雅典势力的急剧扩张更加引起斯巴达不安。公元前457年,两国在中希腊发生公开武装冲突,虽缔结了30年和约,但矛盾没有根本解决。后起的霸主雅典四处伸手,欲攫取对全希腊的霸权。公元前435年,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员国科林斯与位于希腊西部的科西拉邦发生争端。雅典认为这是插足西部的机会,因而兵援科西拉,击败科林斯,使原科林斯的殖民城邦科西拉加入提洛同盟。公元前432年,雅典出兵色雷斯沿岸的一个重要据点波提狄亚,要求驱逐科林斯派驻该地的人员,禁止波提狄亚退出提洛同盟。同年,雅典与邻近城邦墨加拉产生争执,封锁墨加拉港口。墨加拉是科林斯盟友,科林斯不能坐视。在同年秋召开的伯罗奔尼同盟会议上,科林斯力主向雅典宣战。斯巴达作为盟主,再三权衡利弊之后决定发动战争。公元前431年,斯巴达向雅典发出最后通牒:放逐主战的领导人伯利克里,允许雅典盟邦独立,取消墨加拉禁令,解除对波提狄亚的围困。雅典当然不能接受。战争旋即展开。  
  经过这场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27年之久,战火几乎遍及整个希腊世界。战争分为三个阶段:公元前431—421年为第一阶段,史称“十年战争”,这是战争的相持阶段。公元前415—413年为战争的转折阶段,雅典趋于劣势。公元前413—404年,斯巴达的进攻和全面胜利阶段。  
  战争初期,雅典正值伯利克里当政,政治清明。在他建议之下,雅典取陆上防御、海上进攻的战略。因此斯巴达陆军顺利进逼雅典城下。雅典农民实行坚壁清野,居民转移到城中。雅典海军频频出击,袭掠伯罗奔尼撒半岛沿岸。公元前430年夏,雅典因居民过于密集,卫生状况恶化,引起瘟疫,约1/4的居民病亡,伯利克里亦染病去世。雅典人捱过瘟疫的恶梦后于公元前429年冬拿下波提狄亚,获开战以来第一次有较大意义的胜利。但斯巴达随后毁灭雅典忠实的盟邦普拉提亚,回敬了雅典。公元前425年,雅典占领伯罗奔尼撒半岛美塞尼亚地区的一处叫作派罗斯的海角,建起要塞,成为插入斯巴达腹部的一把利刃。美塞尼亚的希洛人因此骚动不安,动摇了斯巴达的统治。斯巴达急忙调兵遣将,企图赶走雅典驻军,但遭到失败,292名公民被俘,被迫向雅典求和。但雅典未予应允,战争继续下去。斯巴达驱兵北上,对雅典造船木材的产地和运粮船必经之地色雷斯沿岸实行一系列打击,颇为成功。双方在战争中都受到很大损失,需要喘息,便于公元前421年缔结五十年休战条约。雅典参加和谈的代表是尼西阿斯,故和约在史书中又称“尼西阿斯和约”。  
  公元前415年,雅典人为西西里的财富所吸引,在政治蛊惑家亚西比德的煽动下,公民大会贸然议决远征西西里岛。远征军由136艘军舰、3万余人组成,亚西比德、尼西阿斯等三人为统帅。但远征军刚在西西里登陆,亚西比德的政敌便在国内控告他“亵渎神明”,派通讯船召他回国受审。亚西比德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便叛逃斯巴达,鼓动斯巴达趁机出兵,置雅典于死地。雅典远征军在西西里苦战两年,虽一再得到国内增援的舰只和人员,但在斯巴达军、叙拉古军的联合打击以及主帅尼西阿斯的错误指挥之下,竟全军覆没,5万军人(包括同盟国的部队)几乎无一生还。  
  自此,雅典陷入被动,附属国叛离接踵而来,造成雅典兵源和财源的紧张。斯巴达改变过去的战术,派军长驻阿提卡,引起雅典2万奴隶大逃亡。在困难形势下,雅典国内局势动荡,贵族寡头派乘机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正在爱琴海与斯巴达角逐的雅典海军闻讯,拒绝承认寡头政府,并迎回亚西比德担任统帅,夺回在东部战场的主动权。国内民主派受到鼓舞,一举推翻寡头政权,民主政体失而复得。  
  公元前405年,得到波斯资助的斯巴达舰队在羊河战役中歼灭雅典舰队,使雅典丧失了有生力量,其附属国几乎全部独立。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队从海陆两个方面封锁雅典。在内外交困、粮草断绝的情况下,雅典被迫投降。斯巴达拒绝了科林斯毁灭雅典的要求,为人类保留了这座城市及其代表的灿烂文化。但斯巴达迫使雅典同意解散提洛同盟,交出残余舰队,只保留12艘巡逻船。雅典同时需拆毁城墙,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让流亡的反民主的贵族返国。伯罗奔尼撒战争因此结束。  
  性质与后果这场战争的性质与希波战争截然不同,对交战双方来说都是非正义的。雅典失败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提洛同盟内部的矛盾较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尖锐复杂;另一方面由于雅典军在几次重大会战中指挥失误。就战争的后果而言,这场战争没有一个真正的胜利者。各邦都在战争中加剧了本国的社会矛盾,破坏了公民集体的团结,特别是战争灾难对各国小农经济予以沉重打击,造成小农的大量破产,而独立的小农经济是城邦的经济基础。从此,希腊的一些主要城邦,包括雅典和斯巴达,均陷入经久不断的危机之中,这就为后起的国家统一希腊创造了条件。因此,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城邦历史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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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古典时代 五 城邦危机

危机的表现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希腊参战的城邦均相继陷入危机。危机的表现为邦际之间的战争频仍,霸权旋起旋仆,各邦丧失充分自卫能力,公民兵越来越明显地被雇佣兵所代替。在此起彼伏的战争中,各城邦的人力和物力都加快消耗,小农经济无法经受战争和富人的挤压,大批破产。少部分人靠战争和牺牲小农的利益成为巨富。贫者与富者的矛盾因此尖锐化,社会冲突加剧,重分土地和财产这类古风时代的口号重新在希腊出现,君主制的特殊形式僭主制在混乱之中再次流行。这一切虽然不是同时出现的,也不是所有希腊城邦都经历了同样的危机,但各邦的发展趋势却是完全一致的。这预示一个统一的、能切实保护富有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君主专制政权即将在希腊出现。希腊城邦危机最先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者斯巴达出现。  
  平等者公社的解体一向守贫的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获得前所未有的荣誉、金钱和权力。斯巴达统帅来山德曾一次从小亚运回2000塔兰特巨款。当雅典投降后他凯旋回国时,又带回整车的黄金。他本人和他的许多将领都发了横财,从穷汉变为富翁。由于财富和经济先进国家的文化象洪流一样涌入这个国家,来库古改革创立的公民平等原则和艰苦奋斗的传统被迅速冲垮:人们疯狂地追逐钱财,积蓄家产。一些强者通过牺牲弱者的利益更加富足,一些弱者越发贫困。不同的财产伴生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产生不同的集团,平等者不再平等,公平的原则被抛弃,斯巴达开始了无可挽回的衰落过程。公元前4世初,原属国有的公民份地可正式转让,公开承认土地私有化。斯巴达的富人越发肆无忌惮地并吞小农的土地,短短时间,斯巴达公民人数就减少到1900人左右,而到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公民则仅剩下1000人。公元前399年,以基那敦为首的“下等者”预谋起义,企图推翻斯巴达贵族统治。他们甚至串连皮里阿西人和希洛人,因为只要向这些人提到斯巴达人,他们就表示出要生吞活剥斯巴达人的心情。①只是由于叛徒出卖,起义才被遏止。然而,曾经令人羡慕不已的斯巴达的稳定已一去不返了。  
  雅典的暂时复兴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雅典元气大损,公民人数由战前的4万减至约2万。经过一段休养生息,雅典的政治、经济有所恢复,民主制进一步发展,公民大会至高无上的地位得到加强,主持公民大会的权力和主持500人议事会的权力分离。大会执行主席由非值班的9个主席团各出一人组成,不再由值班主席团主席担任。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地方主义对大会决议的影响。公民大会的讲台不再由出身名门望族的人所主导,一批出自各种家庭的政治家、演说家脱颖而出,这是民主生活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新人,是民主制度的热情讴歌者。公民参加公共活动得到的津贴项目增多,金额越来越大,不仅出席公民大会享受津贴福利(起初1奥波尔,逐渐增至1德拉克马),而且观看戏剧也发放津贴。这些福利虽然鼓励了贫苦公民参政的积极性,但也同在公民兵中引入津贴一样,使过去自觉的奉献变为有偿的服务,自觉的义务变为有偿的交换。公民热衷于个人创收,宁愿雇外邦人当兵打仗,而不愿自己服兵役义务。公民兵在对外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弱,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日益淡薄。  
  在经济方面,少数富人的财产明显增多,在最富有的1200人中间,财产大多在5塔兰特左右,多的高达数百塔兰特,少的也有2塔兰特。他们的收入来源已不再局限于地产。一些人经营起过去由外邦人经营的手工作坊、银钱兑换业务,有的通过为外邦统治者服务赚取报酬,有的还经营澡堂、妓院、酒馆、房地产。每人均拥有大量奴隶,奴隶与公民人数的比例显然加大。外邦人在雅典经济活动的主要领域仍然是手工业、商业,雅典两家最大的奴隶作坊主均是外邦人。私有经济的进步使雅典在丧失了附属国的巨额贡款之后仍然能得到大量收入,公民的福利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有所增加。这有利于小农经济的相对稳定,所以雅典贫富的差距虽然拉大,但失地的公民人数远比斯巴达要少,其危机主要表现为公民兵的衰落和个人主义的膨胀。  
  在这种情况下,公元前4世纪的思想家多对雅典民主政治持批评态度,谓之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穷人对富人的剥削。他们的认识反映了一部分奴隶主富人的意见,但这种理论上的批评并未导致实践上对民主制的颠覆。自从民主政治恢复直到公元前322年外来势力将它扼杀为止,过去习见的贵族与贫民的政体之争不复再现,民主体制作为一种完整的体系已为富人和穷人所普遍接受。雅典内部的相对稳定使它得以恢复积极的对外活动。公元前378年,雅典成功地拉到一些利益相同的国家建立起第二次海上同盟。然而参加国比提洛同盟少得多,且雅典只是其中一个平等的伙伴。随着第二次海上同盟的建立,希腊的暂时和平被破坏,雅典舰队大败伯罗奔尼撒同盟的舰队,洗雪了羊河之战的耻辱。

  底比斯的霸权雅典的胜利得到底比斯的呼应。底比斯重建曾被斯巴达强迫解散的彼奥提亚同盟,引起斯巴达的强烈反应。双方在留克特拉展开激烈会战。斯巴达投入约11000同盟军,底比斯投入约6000本国公民兵,由将军埃帕米侬达率领。埃帕米侬达布下著名的“楔形”方阵,置主力于左翼,纵深厚达50列,一举突破斯军右翼,致使敌全线败逃。斯巴达国王克莱昂伯罗图斯及400公民战死,其重装步兵统治希腊战场的局面被彻底打破。留克特拉之战成为斯巴达众叛亲离、伯罗奔尼撒同盟崩溃的起点。一些国家的民主派趁机推翻亲斯巴达的寡头政权,一些国家退盟。公元前370年冬,埃帕米侬达应原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员国的邀请,率军杀入伯罗奔尼撒,在斯巴达如入无人之境,大肆掳掠。美塞尼亚的希洛人获得解放,建立起完全独立的国家。这对斯巴达人是致命打击,断绝了许多公民的生活来源,加速了平等者公社的破产。底比斯军在伯罗奔尼撒引起的震荡不仅如此。阿尔哥斯平民“棍棒派”借机暴动,打死贵族1200人并没收他们的财产,连试图平息暴动的民主派领袖也被棒杀。  
  底比斯的勃兴引起雅典的忧虑,转而与斯巴达结盟。底比斯为同雅典在爱琴海竞争,于公元前364年建起一支海军,将雅典在爱琴海的一些盟友拉到自己一边。公元前362年,因南希腊局势发生不利于底比斯的变化,埃帕米侬达驱军再入伯罗奔尼撒,和雅典、斯巴达等邦联军会战于曼丁尼亚,再次获胜。但埃帕米侬达在指挥追击时被敌人标枪击中,雅典等败军得以逃生。埃帕米侬达临终前嘱咐与敌缔结和约,参战各邦均求之不得。美塞尼亚的独立在和会上得到除斯巴达之外的所有与会城邦的承认。斯巴达尽管抗议,但无人理会。战后它已沦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国家。  
  底比斯的兴起与希腊混乱的国际形势以及杰出人物的努力有关。埃帕米侬达对此起了决定作用。随着他肉体的消失,神话般的底比斯霸权立即破灭。这样,在公元前362年以后,希腊实际上既找不到一支能左右邦际关系的力量,也找不到克服城邦内部危机的出路,各国都在不断摩擦和自耗中加速衰落,这就为马其顿的征服创造了条件。  

  ①亚里斯多德:《雅典政制》20—22;希罗多德:《历史》,5,66。  
  ①指没有公民权的非婚生子。  
  ②希罗多德《历史》4,151以次。  
  ③斯特拉波:《地理学》6,257。  
  ①希罗多德:《历史》5,97。  
  ②希罗多德:《历史》5,105。  
  ①希罗多德说波军170万战斗人员,战舰1207艘,加上非战斗人员共500多万人,(《历史》,7,60;7,184—186)显然过分夸大。近现代史家根据进军路途的水源、补给条件,估计波军总数在17—50万人之间。  
  ①见伯尔克斯坦:《希腊黄金时代的经济生活》,莱顿,1957年,第17页。  
  ①古典时代的雅典公民不交人头税,只有富裕的公民才交不定期的特别财产税。  
  ①近现代史家根据阿提卡自产和输入粮食的数量、重装步兵的人数等材料,考证出一些相去不太远的雅典奴隶总数,即7—9万之间。考证十分细密的德国史家迈尔、彼洛赫,美国史家萨尔金特均持此看法。英国希腊史专家哈蒙德认为有20万奴隶。  
  ①近代美国内战期间,南方黑奴人数只占南方总人口的1/4即被认为是奴隶制社会。  
  ②但在战争中并非所有战俘均被战胜者转为奴隶。邦际之间存在处理俘虏的一些惯例,如解放俘虏、赎取俘虏等。  
  ①在古希腊文中,“民主”一词为德摩克拉提亚(dēmokratia),意思是人民主权。该词系由两个词组成的合成词,其中之一dēmos有多种含义:全体人民(公民),全体男性公民,平民,地方最小行政单位名,民主派。这里是全体人民之意。另一同kratos含义为主权、掌权。第一个明确使用这个词的是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民主”概念大概形成于雅典民主制确立后的公元前5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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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马其顿 亚历山大帝国 一、早期马其顿  

马其顿地处希腊东北边缘,南接贴撒利,中隔奥林匹亚山,西为伊利里亚,东邻色雷斯。根据自然地理条件,马其顿明显分成两部分:上马其顿,位于西部,地域广大,山脉纵横,森林密布,适于畜牧业,是马其顿人基本居住地;下马其顿,是块濒临爱琴海的沿海平原,适于农业发展。马其顿人来源不清,可能是伊利里亚人、色雷斯人、希腊人的共同后裔。由于僻处一隅,马其顿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基本被排除在希腊邦际生活之外。而马其顿人则粗犷勇武,被看作是非严格意义的希腊人,许多希腊人甚至称他们是异族蛮人。马其顿国家形成的过程极为模糊。它发展很晚,又长期处于希腊世界外围,没有史家专门以它为记载对象。根据现有零星材料,马其顿早期存在过一些独立的部落联盟。各部落均有自己的巴赛勒斯。约在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马其顿可能发生过类似提修斯改革的统一运动,形成早期国家,定都上马其顿的埃盖,实行君主制,但公民大会仍然起一定作用。在希波战争中,马其顿依附于波斯,并被迫加入波斯军队。公元前5世纪末叶,马其顿开始介入邻国事务,国都移至下马其顿的派拉,进入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发生权力之争,国家几面受敌,危在旦夕。危机是转变的契机。摄政王腓力二世临危受命,将威胁一一去除。后来他废黜幼主,自称国王。经他苦心经营,马其顿很快成为强大国家。  
  腓力改革及其对希腊的征服腓力当政之后,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加强王权,削弱贵族会议和公民大会的职能,把它们变成听命于他的工具。他改革币制,确立了金、银币的兑换价格,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他建立起一支忠于个人的常备军,创造了具有极强打击力的马其顿方阵,其核心是贵族组成的重装骑兵,称“王友”。其重装步兵谓之“步兵王友”,装备一杆长6.3米的长矛,所列阵形纵深最多达32列。步兵的作用在于顶住敌人的攻击,战斗的结局则取决于骑兵的对敌两翼的攻击。腓力是希腊人中第一位赋予骑兵重大意义的人。  
  公元前355年,毗邻马其顿的中希腊发生城邦混战,弗西斯因财政紧张,竟洗劫了希腊人的圣地特尔斐的阿波罗神庙。腓力借机南下,控制了希腊中北部地区,马其顿的崛起使一些与北希腊有利益关系的城邦感到了威胁。雅典四方串连,组成反马其顿联盟,一度使腓力的扩张企图受挫。事后雅典人在坚决反马其顿的政治家德摩斯提尼的倡导下把观剧津贴用于军事开支并令富人分成若干捐献组,负责造舰。雅典成为希腊人反马其顿侵略的中坚。但在雅典人中也有一部分人希望借腓力之手摆脱遍及希腊的城邦危机,把战火引向波斯。这种看法的代表是修辞家伊索克拉特,他曾多次上书腓力,对腓力思想有很大影响,但主导雅典政策的仍是抗战的思想。  
  公元前338年夏,马其顿军与以雅典、底比斯军为首的反马其顿联军决战于中希腊的克罗尼亚,联军惨败。战后,希腊各邦被迫承认马其顿的霸主地位,只有斯巴达保持了自己的尊严,拒绝参加腓力在科林斯主持的希腊和会。科林斯大会满足了希腊大奴隶主的要求,确立了马其顿的统治秩序。各邦禁止互相攻伐,各邦被内部禁止重分土地,没收富人财产,取消债务,不准为政治目的解放奴隶。马其顿军于会后驻希腊各战略要地,以保持自己的统治。

第四节 马其顿 亚历山大帝国 二、亚历山大帝国的兴亡  

公元前336年,腓力二世遇刺身亡。其子亚历山大继位,以铁腕镇压了希腊人反马其顿运动。举义的底比斯被毁灭,公民或被卖为奴,或被处死、流放,土地则被分割予它邦。马其顿国内的政敌也被无情地清除。在希腊的一片死寂中,亚历山大恢复了统治,并于公元前335年组建起一支由3万步兵、5000骑兵构成的远征军,在第二年初春渡过赫沦斯滂海峡,开始了历史性的东侵征程。  
  此时的波斯正值大流士三世统治,内政腐败,危机四伏。马其顿军与波斯军在小亚细亚的格拉尼库斯河畔展开首次会战,大胜。随后马其顿军轻取整个小亚。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率军在叙利亚的伊苏斯平原打败大流士三世亲率的10万余波斯军,俘虏大流士三世的母亲、妻子和两个女儿。然后拿下腓尼基和巴勒斯坦,兵不血刃占领上下埃及。公元前331年春,亚历山大率军插入两河流域北部,10月同号称百万的波军决战于高加美拉。在交战中,大流士三世弃阵逃跑,致使全线崩溃,波斯从此丧失抵抗能力。马其顿军占领波斯都城巴比伦和苏萨,缴获无数战利品。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占领波斯波里斯,获12万塔兰特巨资,并焚烧波斯王宫以示报复。波斯帝国至此灭亡。不久,亚历山大又沿里海东进,穷追大流士三世。进入安息前获悉大流士三世被其部下所杀。但他并未因此止步,于公元前329年穿越兴都库什山,直至中亚锡尔河一带。公元前327年,亚力山大被富庶的印度所吸引,经过开伯尔山口,侵入印度河上游和五河地区,企图打到“大地终端”。在征途中,亚历山大无尽的征服欲和士兵们思乡厌战的情绪发生冲突,被迫沿印度河南下,返回巴比伦。公元前324年初,亚历山大抵达原波斯四都之一苏撒,历时10年的东侵始告结束。在东侵期间,马其顿军行程几万里,上百次强渡江河、围城攻坚,以及在平原、沙漠地区作战,到处留下驻军,仅起名为亚历山大的要塞便建起70多座。亚力山大还到处任命希腊人总督,安排波斯降臣降将担任地方官员,从而建立了世界古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帝国。它西起巴尔干半岛,南达尼罗河流域、利比亚与印度河流域,东抵中亚细亚,北依多瑙河和黑海。为有效统治如此众多的民族、广大的土地,带有希腊城邦特点的马其顿君主制已完全不相适应,亚历山大只能承袭业已在东方形成的君主专制制度。他回到苏撒便以专制君主的身分行事,任用波斯人,接受波斯生活方式,使马其顿贵族同波斯中央和地方的贵族结合,构成自己的统治基础。为了进一步拢络被征服者,亚历山大主持万名马其顿将士与波斯贵族女子的婚礼。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在筹备远征阿拉伯半岛时突然病亡,时年33岁。由于帝国初建,体制尚不完善,且亚历山大年富力强,未曾考虑和安排继承问题,所以他留下的权力真空无人能够填补。中央权力迅速解体,各地总督拥兵自立,为争夺亚力山大的遗产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至公元前301年。帝国已分裂为一些独立的王国,其中以亚历山大部将建立的托勒密王国(公元前305—30年),塞琉古王国(公元前312—64年)和马其顿王国最为强大。由于这一时期是希腊文化在北非、西亚广泛传播的时期,也是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广泛交流的时期,因此在历史中,自亚历山大帝国崩溃到最后一个希腊人统治的王国——托勒密王国灭亡为止这段时间被称作“希腊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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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马其顿 亚历山大帝国 三、希腊化时代  

马其顿统治下的希腊亚历山大病故的消息传到希腊,雅典、弗西斯以及埃陀利亚和帖撒利地区的城邦掀起独立运动,将安提帕洛斯为首的马其顿驻军赶出境外。马其顿从亚洲调回援军,在帖撒利击败希腊联军。公元前322年,安提帕特洛斯在雅典派驻军队,扶植起亲马其顿的寡头政权,反马其顿的坚强斗士德摩斯提尼在马其顿的追捕下自杀身亡。从此雅典在希腊政治生活中失去了过去的重要意义,仅在文化方面保持了自己的影响。然而,希腊人反马其顿统治的斗争并未止息,一些原先经济、文化落后的城邦随着古典时代诸先进城邦的衰落而崛起,成为希腊人争取独立运动的中坚。公元前4世纪末,地处中希腊西北部的埃陀利亚地区的城邦组成埃陀利亚同盟,长期同马其顿抗衡。公元前3世纪初,南希腊西北部阿卡亚地区的小邦也组成自己的地方军事同盟,科林斯、墨加拉等大邦也相继入盟,包括伯罗奔尼撒大部分地区。这两个同盟和原先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提洛同盟不同,完全是独立国家的联合体,每个入盟城邦具有相等的一票表决权。两个同盟之间既联合又斗争。  
  在此期间,斯巴达虽衰弱不堪,仍顽强维持了自己的独立。进入公元前3世纪,斯巴达公民只剩下700人,其中只有100人拥有土地。年轻的斯巴达国王阿基斯四世(公元前245—241年)和克利奥蒙尼三世(公元前235—222年)力图振兴斯巴达的努力,均以失败而告终。斯巴达丧失了长期免强保持的孤傲,被迫加入阿卡亚同盟。由于埃陀利亚同盟和阿卡亚同盟的存在,从亚历山大帝国分离出的马其顿安提柯王朝对希腊的统治实际是不完整的。这种几个政权并立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罗马征服马其顿和希腊为止。  
  埃及托勒密王国托勒密王国由亚历山大的主要将领托勒密在埃及所建,疆域基本上局限于尼罗河流域,极盛时也将地中海的一些岛屿和巴勒斯坦、叙利亚以及小亚细亚的部分地区纳入王国范围之内,首都亚历山大里亚。  
  托勒密王国继承了埃及法老的君主专制制度,国王集军、政、财、宗教大权于一身,以神在人间的代表自居。国家保持了古埃及以州为单位的行政区划,各州州长、财政官和下属区级官员均由马其顿人和其他希腊占领者担任,国王掌握着他们的任命权,并在各地驻军。埃及土著一般只担任村级政权的职务。另有包括亚历山大里亚在内的三个自治市(另外两座是恼克拉提斯和托勒迈依),集中居住着希腊殖民者。  
  王国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名义上统归国王,称“国王的土地”,但实际占有状况十分复杂。有国王通过王室财政部门直接支配和经营的土地,这样的土地约占埃及可耕地的一半以上;有神庙僧侣、高级官吏及希腊军事殖民者的土地。社会上买卖、转让土地也是合法的现象,并不需要国王代理机构的认可。但军事殖民者的土地却不能自由转让,包括不可继承。一般农民除每年需上交1/3至3/4的租税外,还要承担劳役的重负。其他土地占有者的捐税数额不等,也有高级官吏享受免税的待遇,但这是个别的现象。  
  国王不只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也是最大的手工业和商业财产的拥有者。王室经营矿山、大手工作坊、商业和内外贸易活动,以充分满足王室的消费需要。由托勒密二世统治时期的一些文献得知,国王控制了全国的橄榄油的收购、加工和销售。其它手工业产品,如纸草、呢绒、盐铁等的生产和销售也受到国王的严格控制。希腊商人和作坊主也是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积极从事者。由于王国政治一度稳定,亚历山大里亚是东地中海的海上交通枢纽,因此手工业和商业得到很大发展。公元前3世纪是托勒密王国的全盛期,首都亚历山大里亚成为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工商业和文化中心。这里的居民除埃及人、希腊人之外,还有远道而来的阿拉伯人、犹太人、波斯人等,人口多达70万。市内有繁荣的市场,出售的商品包括中国的丝绸,印度的香料。象牙、珍珠,阿拉伯的宝石等等。因商旅云集,亚历山大里亚港口专门修建了大理石灯塔,塔高122米,被当时的希腊人称作世界七大奇观之一。此外,托勒密王室重视市区市政和文化建设,修建有许多公共花园、剧场、神庙、图书馆、博物馆等建筑。其中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是地中海地区的学术中心,不仅收藏有大量书籍,而且集中了一大批学者由国家供养,专门从事图书文献整理和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现存的古典著作大多是由这里的学者校勘分卷的,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如欧几里德、埃拉托色尼、阿基米德等都曾在亚历山大里亚进行过学术访问和研究。  
  公元前2世纪,托勒密王国因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及社会矛盾的激化而走向衰落。公元前1世纪,托勒密王国沦为后起的罗马霸国的被保护国,末代女王克娄奥帕特拉在罗马内战中左右逢源,以便维持国家的存在。后因支持罗马将军安东尼,于公元前31年为安东尼的政敌屋大维所灭。  
  西亚塞琉古王国由亚历山大的另一部将塞琉古建立的这一王国是希腊化国家中领土最大的一个,盛时包括西亚、中亚、小亚细亚以及印度部分地区,稳定的统治区是叙利亚,首都安条克座落其上,因此又有叙利亚王国之称。在中国古书中将塞琉古王国称作“条支”,大概出自首都名安条克的缘故。  
  同基本是单一民族的埃及不一样,塞琉古王国的属地是一个多民族的杂居地,历史上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社会关系更为复杂,因此统治难度较托勒密要大。该国因历史和文化的惯性分成三个基本地区:叙利亚地区,巴比伦尼亚地区和小亚细亚地区。位于叙利亚的安条克为东地中海仅次于亚历山大里亚的手工业、商贸、文化中心。巴比伦尼亚的最重要城市已不再是巴比伦,而是希腊人在巴比伦附近新建的城市塞琉西亚。该城实际是塞琉古的第二首都。小亚细亚地区的中心是原吕底亚王国首都撒尔迪斯。除三个基本地区外,伊朗高原和中亚是相对隔离的地区。为了对如此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民族实行有效的统治,塞琉古沿袭了波斯帝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但也结合了部分希腊的传统政制。全国分为25省,由国王任命的总督治理,另设有将军一职,直接听命于国王。此外还有几十个希腊人的自治市和一些军事殖民地作为控制全国的战略网点。虽内部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市民在城内有类似希腊公民的权利,但在政治大局上要服从中央,并需向中央纳税。君主专制的支柱是由马其顿人和来自希腊各地的公民组成的军队。  
  塞琉古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历史上发达的地区,如巴比伦尼亚、小亚细亚、叙利亚仍在王国经济中起重要作用。历史上落后的地区,如中亚、伊朗高原的工商业仍然落后。国王同样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有专门的王室土地,由依附农民(称劳伊)在王室财产管理部门的监督之下进行耕作。“劳伊”可同土地一起转让,地位有些类似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国家统治阶级的其他阶层,如官僚、神庙和地方贵族占有大量土地。神庙的地产基本是独立的,由自己的劳伊和奴隶耕种,不受国王的管辖。国君因需要神庙的支持,赐予后者很大的特权,使得各大神庙犹如一个个国中之国。  
  塞琉古王国具有自波斯帝国继承下来的良好的道路系统,其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古代欧洲和印度、阿拉伯半岛甚至中国贸易的中介。在对外贸易方面,海路经波斯湾可达印度和阿拉伯半岛,陆路与东亚、南亚和欧洲联接,著名的丝绸之路的西部终点便是安条克。古代东西方的一些旅行家均记载过塞琉古王国相对和平时期的经济繁荣景象。  
  公元前3世纪以后,中央权力衰落,塞琉古王国逐渐分裂出一系列独立的国家,如中亚的大夏(巴克特里亚)、伊朗高原的安息(帕提亚)王国。公元前142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起义获胜,建独立国家。安息几乎同时夺取了两河流域地区,塞琉古国土仅限于叙利亚一地,在内外交困中挣扎到公元前64年,被东进的罗马所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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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上古希腊文化  

古希腊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其文化的许多形式和内容至今在欧美乃至世界清晰可见,而隐形的影响则更为深刻和广泛,显示了该文化的宝贵价值与持久的生命力。文化的发展同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就古希腊不同时期的文化而言,城邦经济、政治繁荣的古典时代所创造的文化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所谓“古典”的希腊文化主要是指这一时期的文化。古希腊文化不是直线发展的,其间出现过明显的中断。爱琴文明时期是希腊文化的最初发轫期,其类型酷似古代西亚和北非的宫殿文化,当然也有自己的地方特色。爱琴文明的毁灭几乎没给后来的古希腊人留下什么可资借鉴的成果,只有一部荷马史诗夹杂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爱琴文明的信息。古风时代是希腊文化的新起点,这一过程是随着城邦的勃兴、大殖民运动的开展、古希腊人视野的扩大而开始的。起初,希腊人基本上限于对东方文化的吸收和模仿。进入公元前6世纪,希腊文化结束了童年时期,开始成熟的发展阶段,形成许多风格独具的文化部门。

第六节        上古希腊文化 一、宗教与神话  

古希腊宗教始终没有越出多神教阶段,从家庭、部落到地区、城邦乃至泛希腊等不同层次的崇拜应有尽有。这同希腊城邦林立和政治的长期多元化密切相关。与此相适应,为各种神灵兴建的神庙和节庆祭典也多种多样,功能各异,在形形色色的信仰与祭祀当中,有一最富影响的神灵系统,即奥林匹亚众神家族。这一家族由12神组成:宙斯与赫拉,波赛冬与德米忒尔,阿波罗和阿尔特米丝,赫菲斯托斯与雅典娜,阿瑞斯与阿芙罗狄忒,赫耳墨斯与赫斯提亚。有时希腊人也把狄奥尼修斯、赫拉克勒斯、克罗诺斯等神祗列入这一家系。奥林匹亚诸神的主神是宙斯。他是众神和人类之父,大地的最高统治者。他还是权威和秩序的守护神,虹与鹰是他的信使,惊雷是他的象征,所以他又被称为雷神。在希腊艺术作品中,宙斯被描画成披着长发、飘着长髯的壮健中年男子模样。宙斯的神庙以南希腊的埃利斯奥林匹亚神殿最为著名,希腊人每四年在那里举行一次大祭典,流传至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便发源于此。赫拉为宙斯的妹妹兼合法妻子,负责妇女的生活,尤其是婚配和生育。但希腊人对神的分工并无严格界定,神的职能在不同的城邦往往有不同的解释。有的城邦还把她当作贞女、妻子、寡妇的典型加以崇拜。雅典娜是宙斯之女,从其父头上生出,在中希腊有特殊的地位,是雅典的保护神。她分工司工艺技术,又是战争英雄的护神,所以她总是全副武装。阿波罗与阿尔特米丝是宙斯和莱托所生的孪生兄妹。阿波罗通常被视为光明、青春、音乐之神,又称太阳神。他还是殖民地的引路人,牧人和街道的护神,得到希腊人的广泛崇拜。他的预言最为人信赖,他的出生地提洛岛则是全体希腊人的圣地,岛上的神庙与位于中希腊的特尔斐阿波罗神庙为香火最旺的两座神庙。阿尔特米丝为月亮神。波赛冬是宙斯兄弟,德米忒尔之父,司海洋以及春天、河流等事务。赫斯提亚与德米忒尔是宙斯的姊妹,前者司家宅的圣火,后者是农业之神。阿瑞斯是宙斯与赫拉之子,为战争之神。阿芙罗狄忒是宙斯与狄奥柰的生女,专司爱情,与罗马爱神维纳斯为同一人。赫尔墨斯是众神使者,亦是牧人之神。赫菲斯托斯是火神,宙斯与赫拉之子。  
  古希腊宗教的突出特点是神与人不仅同形,而且同性。神和人的差别仅在于神的不朽和某些超人的能力。而性格、为神处事却完全和俗人一般无二。神也有七情六欲,有人所具有的各种恶习和美德,如自私、偏狭、妒忌、吝啬、狡诈、懦弱和慷慨、大度、磊落、诚挚、执著、勇敢等。在希腊人那里,神的世界只是人的世界的再现。希腊宗教对希腊人的日常生活、思维和行为方式产生巨大影响,促成希腊人独特自主的民族品格。  
  希腊神话与原始宗教同是原始社会末期的产物,二者密切交织在一起,又各自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希腊神话和一般宗教宣传不同。后者总是竭力证明神的万能,人在神面前的软弱无力,诱导人们对神的迷信。而希腊神话却鼓励人们同神的意愿和命运抗争,力求成为自己的主宰。丰富的神话是聪慧的希腊人的创造,也是希腊艺术成长的肥沃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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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上古希腊文化 二、哲学  

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本原,西文“哲学”一词出自古希腊文菲罗索菲亚(philo—sophia),意为爱智。对希腊人来说,智慧不是感性认识,而是关于事物的原因和原理的知识。希腊人的哲学思维是在古风时代形成的。按照古希腊思想家的看法,哲学的产生需要如下一些条件:1.惊异,即看到事物有惊异感,有提出问题、穷根究底的能力。2.闲暇,即有从事脑力劳动的物质条件。3.自由,即思考的自由。古希腊城邦的形成,奴隶制的发展,相对民主和自由的社会环境以及缺乏系统、严格的宗教教条和宗教伦理为希腊哲学的产生和高度发展创造了前提。  
  希腊最早的哲学是自然哲学,即对于自然界本身的探讨和解释,与人生没有关系。小亚米利都的泰勒斯(公元前7世纪末—6世纪初)是第一位自然哲学家,他认为水是万物的始基,一切生于水还于水,大地漂浮在水上。这种认识是一种高度的抽象,创立了用自然本身的物质去说明自然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在哲学史上他被誉为哲学之父。阿纳克西曼德(约公元前611—546年)沿着导师泰勒斯开辟的道路提出世界本原是一种抽象的无限,只有无限才能永恒存在,无限在运动中产生矛盾,如冷与热、干旱与潮湿等,这就把世界万物统一到一个相同的概念之中,比泰勒斯把许多不同事物抽象到一个具体概念中有了很大进步。阿纳克西曼德的学生阿纳克西美尼(公元前6世纪中期前后)则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空气,它的膨胀和收缩产生了世界万物。一切都在永恒的空气中发生和转变,其中也包括神灵。这三位早期哲学家均是米利都人,且保持着师承关系,因而被称作米利都学派。公元前5世纪初,波斯毁灭米利都后,米利都学派也随之消失,但这一学派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泰勒斯等人力求从自然本身去解释自然现象根本原因的做法开创了一种与神话和宗教根本不同的思维方式,这就为科学的发生与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  
  继米利都学派之后有毕达哥拉斯学派。毕达哥拉斯(公元前6世纪中期)是萨摩斯岛人,后移至南意大利。毕氏是目前所知的头一个使用“哲学”一词的人。他自栩为爱智者。在他看来,有人活着为名,有人活着为钱,还有少数人不为名不为利,为自己做出最好的选择,这就是专注于思考自然,增加才智,做智慧的人。这种人就是哲学家。在这里,毕达哥拉斯把哲学视为一种人生方式和高尚的境界。毕达哥拉斯是数学家,在寻找世界万物本原和变化动因时特别强调数,认为抽象的数是万物之本。由数而有形,由形而有物。数比米利都学派所倡导的物质本原具有严格的确定性,如万物可以量化,一个苹果,两张桌子,三个人等。毕达哥拉斯的这种用事物属性数字来说明一切的做法并不成功,但却表明人的抽象思维已达到了普遍性和规定的高度。在用数来解释世界的同时,毕氏还发展了由米利都学派最初提出朴素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赋予数更多的含义。他认为有十类对立物,如奇数和偶数,右与左,雄与雌,明与暗,静与动,善与恶,有限与无限等。对立面的和谐统一就是数的和谐统一。毕达哥拉斯学派特别强调和谐统一,把它作为其哲学的最终追求。他们本身也是这样实践的。他们用苦行来力求达到完美的做人境界。这种和谐论在社会领域有很大市场,代表人们在社会斗争中的一种态度,即中庸、调和思想,在古希腊和后来的古罗马有相当影响。  

  赫拉克利特的朴素唯物主义同米利都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不同,赫拉克利特是位脱离社会政治活动的古代专业哲学家。他虽出身名门,也无痛苦的政治失意经历,却甘心过一种淡泊的生活,全身心地从事哲学问题的研究。他的关于世界基质的重要论断继承了米利都学派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认为“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他不是由任何神或人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照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在他看来,世界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规律,他把这一规律称作“罗格斯”。罗格斯易于隐藏,大多数人对它视而不见,但又随时遇到。人们智慧与否的衡量尺度就是能否认识罗格斯。博学的人不是智人、哲人,因为他们只是博闻多见,掌握了感性知识。智慧的人照真理行事和统治,懂得驾驭一切事物的洞见。这样他就提出了普遍规律、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种认识能力的命题。赫拉克利特思想中闪烁着智慧之光的地方还有辩证认识。他的著名格言有一切皆流,一切都在变,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等等。而一切转变都有一定的尺度或条件,都是由事物内部的对立面的冲突、斗争达到一定程度后产生出的一种结合与和谐。和谐受到破坏便转化为新的事物。这些思想是对辩证法的极妙说明。  
  古希腊最早的唯心主义哲学是由爱利亚派明确表达出来的。毕达哥拉斯的思想虽有唯心的成分,但分野并不清晰。爱利亚派得名于意大利南部岛屿爱利亚,其代表人物为巴门尼得(约公元前6世纪或5世纪人)、芝诺(约公元前490—430年)。巴门尼德反对赫拉克利特的两种认识观,认为一切皆流之类辩证认识只是感性认识或经验认识,没有从思想上说明道理,因而只是一些假象。把握真理必须同感性经验相脱离,依靠纯粹思想、逻辑思维。只有思想是真实的,是达到真理的唯一道路。这种主客观相分裂的认识标志一种与原始朴素哲学不同的新哲学形态,即逻辑思维的出现。巴门尼德头一个明确划分出思维与存在的区别。他认为世界明显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的主体认识,另一部分是作为人们认识对象的客观世界。在主体认识方面又分作两种,一为感官经验,巴门尼德称之为意见;一为思想认识,巴氏称之为真理。他的哲学思考就建立在两种认识的对立基础上,而不是赫拉克利特的对立统一。在他看来,真理性认识表现在“存在就是存在,不存在就是不存在”,绝不是赫拉克利特那种既存在又不存在,一切都向自己对立面转化。他认为赫氏的这种思想只是意见,是虚假的感觉。他还认为我们经验感受到的外部世界千变万化,处处呈现出不真实。与之对立的必有一个真实的世界,纯粹的存在,它只能通过逻辑思维去发现。所以人的精神思维就等于纯粹的存在。巴门尼德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最早的主要代表,他的思维方式使希腊哲学到达逻辑思维的新高度。  
  由于爱利亚派的出现,哲学解释上的唯物和唯心、运动和静止的分野开始明确化。唯物就是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唯心就是认为人的思考法则即逻辑思维规律高于物质存在,客观存在需要思维来确定,思维不通就不可能存在。这种基本的分歧贯穿着西方哲学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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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巴门尼德之后,就唯物论而言,最杰出的人物是德摩克利特(约公元前460—370年)。德摩克利特是色雷斯阿布德拉城人,一生著述宏富,但所传不多。他的哲学的基本内核是原子论。他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原子是物质,内部无空隙,不再可分,构成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原子和原子之间只有量的多少,无质的差异。如太阳和月亮均由光滑和球形的原子组成,灵魂也由此构成。“没有东西能从无中所生,也不能消失于无”。各种物质现象的变化、生灭均由于原子在空间的排列不同所致。原子论把唯物主义思想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摆脱了过去唯物主义的感性色彩,如空气、水等,找出了超感性的物质概念。德摩克利特的虚空是个更具创造力的概念。他并不认为原子充满宇宙,而认为在原子与原子之间、原子集团和原子集团之间有很多空间,这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条件。因为空间只有处于虚空状态,事物才可置身其中。虚空中的原子运动以旋涡形式进行,原子在旋涡中机械位移,排列组合,从而产生世界万物。德摩克利特的原子论第一次给作为一切现象的基础的物质提出了一个相当清晰的物理学上的本体概念,理论的严密性和确切性超过前人,因而他的哲学是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高峰。在德摩克利特之后,古希腊的唯物主义哲学趋向没落;而唯心主义哲学则随着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的发展而逐渐占据了优势地位。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399年)是开创希腊哲学研究新方向的划时代的思想家,他把研究对象从自然转向了社会和人类的内心世界,专门探讨人类的心灵智慧与活动能力,注意政治、道德、社会、人生的基本问题,在西方人的生活领域竖立起一座真善美的理想宫殿,虽然这是唯心主义的追求,却显示了人类在精神上的勇敢探索。从此人自身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希腊哲学开始迈向一个新的高峰。苏格拉底是雅典一个雕刻匠的儿子,出身贫寒,但崇尚知识,多方求学,逐渐成为具有全面文化休养的哲学家。他述而不作,没留下任何著作,其思想主要是由他的两个学生柏拉图和色诺芬的作品中得知的。他认为放弃对人自身的探讨而去研究自然是愚蠢的,是不守本分。所以他的哲学追求便集中在认识人自己上。他提出的命题围绕人的精神修养,比如什么是幸福、美德、真理、正义等等,其中所贯穿的一个最严肃的主题就是说服人们不要专注于对身外之物的追求,而应去改造自己的灵魂,追求真理和智慧,成为道德完善的、真正的人。他在雅典法庭受审时曾对同胞大声疾呼:“雅典人啊!我尊敬你们,热爱你们。我要教诲和劝勉我遇到的每一个人……你们不能只注意金钱和地位,而不注意智慧和真理。你们不要老想着人身和财产,而首先要改善你们的心灵。金钱不能买到美德,美德却能产生一切美好的东西。这就是我的教义。无论你们怎样处罚我,我决不改变自己的信仰”②因此他的哲学是道德哲学。他的讨论虽以唯心主义为出发点,但包含着许多合理的内核,如辩证的认识,认为真理总是具体的,具有相对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反面转化。再如讨论中的问答方法,即辩证法最初的涵义,通过反复问答,揭示对话者的自相矛盾之处来达到正确认识。他强调知识的作用,强调理性,要求人们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内心世界去了解外界事物,发现真理,并提出概念在认识中的作用,确立了一系列概念范畴。他的思想对后世西方哲学有深远影响。  

  苏格拉底的学生、也是其思想的忠实继承人柏拉图(公元前427—437年)出自雅典贵族家庭,生逢希腊城邦危机初现的时代,曾力求用自己的哲学拯救国家和社会。后致力于教书育人,留下大量著作,主要作品以对话体写就,著名的有《申辩篇》、《会饮篇》、《理想国》等,内容涉及哲学、政治伦理、教育问题。他的哲学思想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其核心为“理念论”,其它理论均以此为基础。在他看来,世界分为感觉中的自然世界和理念中的超自然世界两部分。由于感知的世界总在不停地变化,人们对它的认识因时、因地、因人、因情而异,因而感觉世界是不真实的。唯一真实的是永恒存在的理念世界,而感受到的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反映。比如说少女和鲜花美时,必先有一个美的概念在判断者心中,这一概念又一定和美的总体概念相一致,因而在判断者的身外必定有个绝对美的理念。美如此,真与善亦然,一切具体和抽象事物都有理念。理念是世间万物的原型,万物是理念的摹本。他倡导对永恒的真善美亦即理念世界的追求,后来人们往往把追求纯精神的唯理主义行为称作柏拉图式的行为。柏拉图否认现时世界的真实性和感觉经验的可靠性,认为理念是人心之外的一种实体,真理认识只能靠对它的直接感悟,所以他的哲学是客观唯心论。他的理念论用于现实社会的改造,便产生了他的理想国的设计。他的哲学认识论却成为西方唯心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  

  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是集古希腊科学文化知识之大成的渊博学者,哲学是他最擅长的领域。他师从柏拉图20年,一度任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教师,后回雅典办学,著作传说达千卷之多,大多散佚,现存162卷,包括《形而上学》、《物理学》、《气象学》、《政治学》、《伦理学》、《修辞学》、《范畴篇》等47部,其中有些作品,可能是赝品。他是现代许多科学门类的奠基人,哲学到他的手里才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他的著作中,希腊哲学的爱智与深思精神被发展到顶峰。他的哲学与他的导师柏拉图的关系是批判与继承的关系,其中的批判要多于继承。他有句科学认识史上的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反映他的真理高于一切信念。他的哲学认识论是从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开始的。他在《形而上学》中认为自然界是客观的、真实的存在,人们的认识来自对客观世界的感觉,没有感觉就没有知识。他把柏拉图的理念比作一种拟人的神灵,正如神是神化了的人一样,理念则不过是永恒化了的自然物体。在批判柏拉图理念的同时,亚里斯多德确立了他的形而上学的原因论。他认为宇宙万物的生成、发展系由4种原因所致:质料因、动力因、形式因、目的因。这不仅表现于人工的制造物中,而且表现在自然万物的产生之中。他根据无穷后退不可能的推理原理得出第一原因或第一推动者只能是没有质料的形式,或者称之为神。但这个神在亚里斯多德眼里实际是一种以精神为实体的东西,现实的思想活动是神的生命。在这里,神不过是一种探索不已、往复追询的代名词。亚里斯多德还是逻辑学的创始人,他把逻辑学看作哲学的一部分,提出归纳和演绎两种方法。前者由个别到一般,后者由一般到个别。他的研究便是先从收集大量材料开始,通过严密分析、归纳、概括、推理而得出结论。这就与柏拉图的令人捉摸不定的神密方法明显有别。
  
  在马其顿统治时期,由于强权的威压,公民集体的解体,社会持续动荡,哲学思想趋向抑郁、消沉,缺少对社会的关心,注重心灵的恬静,形成一些打有时代鲜明烙印的思想流派。  
  伊壁鸠鲁(公元前341—270年)是晚期希腊唯物主义流派的杰出代表。他是雅典移民的儿子,长期在雅典任教,在哲学认识上独具慧眼。他继承德摩克利特的原子论学说,但在具体解释上有所不同。他认为原子不仅如德摩克利特所说有形状和大小的区别,而且有重量的差异。原子在自上而下垂直降落时会因原子内部的原因发生脱离直线的偏斜,与其它原子发生冲撞,由此结合成世界万物。他还认为灵魂是物质的,由呼吸与热之类的微粒组成。在认识论方面,他强调感性认识的作用,认为一切感官都是真理的报导者,感觉是人类认识的来源,感觉无所谓错误,它始终是真实的,错误在于人们对感觉所做的解释与判断的偏差。他的人生观比较消极,认为快乐就是善,是人的最终目的。但他所指的快乐并非肉体感官的娱悦,而是指身心没有痛苦和纷扰。他主张人们在追求个人的欢娱享受时要以不损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为原则,国家的宗旨则是保障公民的生活幸福。  
  与伊壁鸠鲁派同时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哲学派别是斯多葛主义。它的创始人是塞浦路斯岛人芝诺(公元前335—263年)。芝诺年轻时就象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移居文化中心雅典,长期在市内的画廊向游览者宣讲自己的思想。争取到许多信徒,人们于是把这一流派称作画廊学派。而画廊的希腊文音译是斯多葛,故有斯多葛主义一说。斯多葛主义一直流行到公元6世纪,其间内容发生过不断演变,唯心论的宿命论色彩越来越浓厚。早期斯多葛派有唯物主义的倾向,如在自然观上把世界的本原归之于火,随之有气、水、土其它元素,最后一切为火所灭,开始新一轮的往复循环。这种火的本原说以及循环论的思想与赫拉克利特的观点相同。在认识论上他们支持唯物论的反映论,认为知觉是外物在心上造成的印象,对业已获得的知觉进行回忆就形成观念。他们也同意赫拉克利特关于世界是发展运动的观点,但又认为运动的决定因素或者说动力是世界理性,这是一种严格的必然性,实际就是命运。所以斯多葛派在社会人生方面宣扬克己修身、恬淡寡欲、服从命运的哲学,唯一的善就是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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