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懂得向农民感恩

人处世间，最重的是要懂得感恩，同样一个国家也要懂得感恩，且不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国农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支持，就是当代中国的发展也是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削，或者说是农民的牺牲上的，对此国家必须懂得感恩。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必须要下定决心来改变农村的面貌，还农民平等的权利的时候了，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制止对农民和农村的进一步剥削，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才有可能，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才有保障。从小到大，父母对我的期望就是离开农村，其中滋味也只有当事人能够体会。相信从农村出来的孩子都能理解，父母期望背后是怎样的无奈。我深深的理解农民的艰辛和农村的贫困，而基层政权的膨胀加剧了中国农村的贫困，除了国税，还有二税和层出不穷的三税，吃财政饭的人越多，农民的负担就越重。曾几何时，农村矛盾尖锐，集资、提留、摊派，农民的负担之重，已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横征暴敛的王朝。［这一点，《农民不应当为不交税而羞愧》说的很明白了。本文也是作者对该文的读后感的基础上改写的。］人类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现在社会不应当是二元分化的社会，农民也不应当是二等公民。无论是谁，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就应当拥有平等的权利，因此从宪法上恢复自由迁徙权和出生即取得出生地户口的权利势在必行，惟有如此才能避免地方政府出台地方保护性的、与户籍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损害社会公正、公平的政策规定，中国农村和农民才有真正的希望。取消壁垒，物流天下，自由迁徒，户口由出生地确定才是国际通行的，也是历代中国王朝认可的做法，或者并未限制的。现行的体制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只能说明这种社会制度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中国目前社会问题众多，其实说白了是社会公正和公平机制出了矛盾，而其根源就在于立国之初就选择了一个歧视农村的二元化社会结构有关。目前的行业收入差距过多，其实就是这种问题的延伸。而进入中国的西方势力也会充分利用这一点来剥削中国国民，举个例子为证。某大型公司在中国，运用中国的收入差距合法化，同工不同酬，其外籍员工的工资收入高过同一岗位中国员工数倍，并增设多个无实际职能的虚职，从中国公司领取高额工资，以致于使在中国的企业看起来一直在亏损，从而逃避给中国缴纳企业所得税。这样下去，中国怎么可能强大起来？因此颂布中国的收入法律，规范不同行业的收入，尤其是垄断性行业和国企的收入是还社会公正公平的必须。这并不是要取消合理的收入差别，而是要取消不合理的行业收入差距，避免社会心理的进一步失衡，避免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取消特权阶层的存在，取消所谓直供的内部福利，取消所谓的在编与非在编，将是下一步制度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从宪法上将公民的平等权利加以确立，由国家负担部分现在由公民自己负担的教育和医药负担，解决农村孩子上学和农村人口就医问题，解决广大的农村老人老有所养，不再任其自生自灭，其实比动用巨额资金解决个别城里人的保障房有更大的社会意义。否则，你让农村的孩子如何理解我们的社会？国家除了名义上的九年义务教育，又给了农村户口什么样的权利，因为户口问题，他们被城市边缘化，不得不在城市里从事城里人不愿意做的工作，而薪酬却要低的多。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是建立在亿万农民工低价出售自己的劳动力的基础上，而往往却无法取得自己的血汗钱，这个社会对他们而言，公平嘛？实现普选，在中国已经不是技术条件不允许，而是执政者顾虑重重，担心社会不和谐不安宁，其实大可不必，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何惧之有？当前首先实现以行政市或者县为单位进行普选，选举行政领导人和人大代表而不再是代议，将从根本上解决现行政府脱离人民群众，以及政权合法性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一个话语权的问题，人大代表的组成也不会再以官员和企业家为主，真正有了为农民代言的，才会保障农民的权益。

另一个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即恢复公民的自卫法权，每个合法的公民，可以自由拥有包括防卫性枪支在内的武器，合法的财产不受侵犯。有了平等的选举权和公民合法使用武器的权利，社会的公正和公平就可以确保，当然有一个大的前提，国家的体制必须足够健全，避免引起大的动乱。美国的宪法中自由拥有武器的权利虽然会带有刑事犯罪难以有效控制等问题，但其法学届则认为一个人即使不使用枪支同样可以危害社会，甚至不比枪支造成的危害小，因此问题出在人本身而不是枪支上。而这种体制最大的好处就是避免了大的社会动乱的发生，从而确保了政府的民选和民享，解决了政权的合法性问题。目前中国犯罪上升的一个问题是合法的公民手中并不拥有制约罪犯的有效武器，从而难以震慑罪犯。只要加强管理，武器本身并不会引发社会混乱，引起社会混乱的是社会矛盾本身。中国的社会治安在建国之初为什么最好，究其原因是基层拥有武器，能够有效震慑和扼制个体和小群体的犯罪行为。对此我们可以借鉴其它国家的通行做法，和我们以前行之有效的做法。还有，这一办法将对一些难以根治的顽疾起到根治作用，对提升中国的国防实力，拉动经济的发展都有深远的意义。历史上中国实行武器强行管制的有两个朝代，一个是秦朝，另一个是元朝，不可谓不强大，但都是短命的王朝。究其原因，一个是高压统治难以持久，另一个则是没有认清限制武器本身对维护统治权其实并无太大的意义，民心向背，才是政权易手的最根本原因。

在中国社会现在存在大量的避税行为和逃税行为，究其根本也是与社会公平和公正难以确立有关，个人不再关心整个社会的福利，只注重自己眼前的得失，其实是一种社会性的心理疾病。想要医好这种顽疾，只有还社会以公平和公正。一个农民表面上不再缴纳农业税了，但他处在社会中其消费行为就无法避开税收。也许以他的见地无法理解什么叫隐性纳税，但他却有一颗赤子情怀，有一颗感恩的心，对此我们是不是感到这个国家对于这样的人民，是不是有过负疚之情，有过感恩之心？事实上制约农村发展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和限制自由迁徙权上。而所谓的核心城市对于人的向心性问题上，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由于没有自由迁徙权造成的地方差距，如高考录取成绩的地区差异之大，让很多人为了孩子能接受到好的教育而不惜代价移民或者进入所谓一线城市。而这些城市为了体现所谓的首善或者展示形象还有许多福利，其实这是一种社会分配不工的表现。而要解决这些问题，自由迁徙权才是首选。而国家就要制定相应的政策，保障公民在国家的疆域内能够被公正和公平的对待。

改革开放以后，工人们堕落为社会的最底层，曾经“辉煌”的工人兄弟们进入了惶恐阶段，以至于没人愿意心甘情愿的当工人，现在的招工状况就能充分反映这一严重的社会断层，招个“技工”的工资可以高过招个研究生的工资。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一“右”招使得工人兄弟们再一次堕落道无与伦比的境地，国有资产流到谁的口袋里不用我说大家都明白，所谓的“优化组合”使得工人兄弟们得到了非人的待遇，有人会说“优化组合”是为了打破“大锅饭”提高生产率，殊不知这只“大锅”并不是工人兄弟们造出来的，是国家政策造就的。社会的组成必然形成了社会分工，农民阶层也是分工之列，哪个阶层都服务于社会，哪个阶层都是为自己的生存而努力。为什么要感谢农民呢？是由于他们从事了“最底层”的职业吗？如果是这样那就错了，从新中国的建立到现在，最底层的始终是城市的平民百姓，为什么这么说，有人会说“工人阶级”曾经的辉煌，从解放前后的土地改革，均田地让农民们得到了生产资料，到改革开放的第二次均田地，第一次均田地涉嫌非法，因为那田地都是有业主的私人财产，受冲击的地主、富农们是因为他们田多而被划分成地主或富农阶级，而并不是考量他们的田地多是否合法所得。第二次均田地显然要合法多了，那是分的国家的田地，农民们又一次得到了生产资料。而城市的老百姓得到什么了呢？什么都没有，始终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取自己的生存。

提出一个“伪问题”如果中国允许个人合法持有枪支，那么我们的社会会怎样？由于5000年中华历史始终是以暴力使政权更替的社会，因此暴力思想植根于我们的思想中，同时没有一套严格的法律和意识形态来约束人们的暴力思想，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还是在以大规模暴力中全国欢腾，人性中恶的一面始终没有被扼制，中国的农民是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长期以来始终是被利用的对象，提高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思想意识、法律知识是改善中国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的土壤，如果现在一人一票，农民是会被利益集团所绑架的，小恩小惠就能搞定，乡村贿选的事实已经说明问题，因此必须提高农民的民主意识才是中国民主政治成功的核心任务。

农民是最好的人，只是中国的农民太安翼了

中国5000年历史沧桑/朝代更迭无数/不是中国需要感恩，是现在这个朝代的中国执政党需要感恩，它们根本就代表不了整个中国，出现今天这样矛盾的问题，社会制度落后和中国大多数人的意识形态还停留在封建社会有关系
民主是自下而上争取/不是自上而下给予/

[ 本帖最后由 snnyzhenjun 于 2012-6-17 15:44 编辑 ]